死海古卷新发现揭示的《圣经》最早译本的新细节

希腊文《圣经》小先知书的细小残片表明,文士们对文本的改编方式与我们现代版本所做的类似。

Christianity Today April 4, 2021
Sebastian Scheiner / AP Images

以色列研究人员和考古学家本周公布了几项突破性的发现,其中包括几十个《圣经》书卷碎片,它们是半个多世纪以来首次新发现的死海古卷。

死海古卷包含了一些已知最早的犹太宗教文献,其中包括从主前三世纪到公元第二世纪的《圣经》文本。 这些手稿最早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库姆兰(Qumran)和犹大旷野附近的洞穴中出土的。

这些新残片将在未来数年内得到分析和仔细研究,但仅仅是初步盘点中的某些发现就已令人振奋,展示最早的《圣经》文本是如何以与我们类似的方式被翻译和改编的。

在过去几年中,因为富有的收藏家希望获得任何剩余的无价古卷残片,对文物的需求急剧上升,刺激了对文物的盗掠和造假,而这一发现正发生在这样一个时刻。

从2002年前后开始,出现了一批被广为报道的“死海古卷”残片,而其来历可疑。 在发生了一系列非法获取文物和古卷的企图后,以色列文物局进行了一系列考古调查,对犹大旷野峭壁上的各洞穴内部重做检视。

从2017年开始,它的研究人员从靠近死海西岸的所谓“恐怖洞窟”中发现了二十多份古卷碎片,每片的直径只有几厘米。 据说,公元133-136年在西蒙·巴·科赫巴(Simon bar Kokhba)领导的反罗马帝国起义中,叛乱者就藏在这里。 它的名字来自于几十年前在最初发掘中发现的40具尸体。

与大多数用希伯来语和亚兰语书写的死海古卷不同,来自恐怖洞窟的残片上写有希腊字母。 学者们认定,它们来自希伯来语《圣经》十二先知书(Book of the Twelve)的希腊文译本,也就是许多基督徒所说的小先知书。

重现原始文件的工作就像试图用少量的残片来组装一个千片拼图一样。 最大的残片包含撒迦利亚书8:16-17的部分内容,一些较小的残片被确定为那鸿书1:5-6。 它们似乎与之前在古老的纳哈勒·赫弗古(Nahal Hever)峡谷沿线同一洞穴中发现的其他残片有关,是包括了各小先知书内容的单一大书卷的一部分。

文字内容来自于我们所现有的希腊语《圣经》最古老的实体书卷,但它很可能代表了《圣经》标准希腊语译本——就是通常被称为七十士译本(Septuagint, LXX)或古希腊语译本(Old Greek)——的发展或修订过程。

在这个古希腊文的译本中,首次发现了两个特点,与我们现代的英文《圣经》有着显著的对应。

首先,新发现的残片展示了对神名字的四个字母,即“四字神名”(Tetragrammaton)的特殊处理(参见出3:14-15)。 神的名字不是以典型的希腊语 Kyrios 来呈现,而是用希伯来字母从右到左书写。 这就类似于我们在英语句子中间使用希伯来文字母 יהוה ( YHWH),或许使用拉丁文 DOMINUS。

这种表示方式很重要,因为用专门的字符来表示神的名字的做法,一直延续到我们现代版本的《圣经》。 大多数英文《圣经》都将神的名字用小号的大写字母写作 the LORD(主),而不是像许多学者所建议的那样,按其所应该的读音写作 Yahweh(即雅威)。 这一替换沿袭了古代传统(对神的名字的)读法,即读作 Adonai,即希伯来语“主”的意思,甚至读作 HaShem,即“名字”,而不是按其发音来表示神的名字。

此外,书写神名字的字母也不是像其他多数死海古卷希伯来手稿中所用的那种典型字母体系。 它是一种更古老的字母体系,有时被称为古希伯来语(paleo-Hebrew)。在第二圣殿时期,这种字母体系在日常书写中已基本被废弃。 这种差异就好象我们现代的拉丁字母与书法型的哥特字体(Fraktur 或 Gothic)之间的区别,甚至可能像与希腊字母之间的差别。 把这些表示方式放到译文中,既为书写提供了一种异质性,也就名字的独特性表达一种敬畏。

在新的残片中我们发现的第二个关联,是试图通过变换所用单词以改进新译本的证据。 小先知书书卷代表了对希伯来文《圣经》较旧的希腊文译本的修订。 在第一世纪时,原来的版本在整个地中海世界讲希腊语的犹太人中广泛使用。但在某个时候,一个新的译本成为必要。

对于撒迦利亚8:17,古希腊文译本(Old Greek, 即七十士译本——译者注)将希伯来文本中的第一个词(אִיש)作为一个分配术语,即“彼此,另一个”(each other, another),安排在最后,类似于每一个主要英语版本的做法。 例如,英文新国际版的内容是:“Do not plot evil against each other”(和合本作“谁都不可心里谋害邻舍”——译者注)。

在新的残片中,同一个意思被用希腊语译为另一个词,放在开头。 使用逐字翻译法(interlinear approach)——找到一个相应的词,而不考虑其使用的上下文——这节译文以与原希伯来文相同的“人”(man)开始。 于是就成了这样一种非常字面化的翻译:“As for a man, do not plot evil against his neighbor in your heart”。(此处译文与中文和合本的语序、结构类似——译者注)

看来,这种将《圣经》准确地译为日常语言的努力,可以在我们现有的最早《圣经》文本中找到证据。 就如何用我们的白话文最好地表达上帝话语,现代人的各种意见分歧,实际上这种情况早在那时候就已存在了。

这些文本无疑将在未来几年中启动一系列研究,而其他特征则可能通过多光谱成像和数字放大来揭示。 作为一位圣经学者,我可以想象,这些古代的读者努力翻译我们今天所读到的希伯来《圣经》,然后带着这些有意义的文字走进他们历史上最黑暗的时刻,以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上帝和他们所处的世界。

这一古老的文本,现在正在借微小的片段、以一点一滴的展示方式,将我们与这些人联系在一起,展示了人类对上帝的深深渴求,尤其是在那最考验我们和最不确定的时刻。

Chip Hardy是东南浸信会神学院旧约和闪米特语系方面的副教授,也是《圣经希伯来语注释学集萃:语法和解读更新指南》的作者。

翻译:吴京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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